1949年11月，重庆解放在即。看守班长杨钦典接到死命令：处决白公馆最后19名地下党员。生死关头，罗广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老杨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放了我们，你就是功臣。”
1949年11月下旬，重庆歌乐山下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，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。
毛人凤下达了“清理”计划，目标是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所有政治犯。
白公馆，这座曾经的四川军阀别墅，此时成了人间地狱。大屠杀已经持续了几天，大部分革命志士已经牺牲。到了11月27日深夜，白公馆的牢房里只剩下最后19个人。
这19个人中，包括后来《红岩》作者的罗广斌，以及周居正、任百戈等重要人物。
负责看守他们的，是班长杨钦典。
杨钦典这年31岁，河南郾城人。他出身贫农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为了吃饱饭才去当了兵。后来因为长得高大魁梧，被选进了蒋介石的警卫团，最后阴差阳错地被白公馆，成了白公馆的一名看守班长。
杨钦典和那些杀人成性的特务不太一样。他没读过什么书，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反动理论，他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给老家的父母寄点钱。
在白公馆工作的几年里，杨钦典接触到了很多地下党员。
罗广斌是个很有办法的人。他发现杨钦典本性不坏，甚至有些胆小、厚道，便经常找机会和他聊天。
罗广斌不跟他讲大道理，而是跟他拉家常。
“老杨，老家还有什么人啊？”罗广斌问。
杨钦典蹲在牢门口，吧嗒抽着烟：“还有爹娘，还有媳妇。”
罗广斌叹了口气：“国民党要垮了，解放军就要进城了。等天亮了，你就能回家种地了，陪陪爹娘，多好。”
杨钦典听了，心里直打鼓。他知道外面的局势，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。
罗广斌趁热打铁，经常给他讲形势，告诉他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杨钦典虽然半信半疑，但他发现，牢里这些“犯人”确实都是好人，他们不贪财，不怕死，对自己这个小看守也客客气气的。
11月27日深夜，大屠杀进入了最后阶段。
渣滓洞方向火光冲天，枪声密得像爆竹。看守所在杨进兴已经收拾好了金银细软，准备逃命。
杨进兴临走前，把杨钦典叫到跟前，递给他一把钥匙，眼神阴冷：“剩下的那19个人，交给你了。一个不留，全部解决掉。办完事，你自己找路逃命吧。”
杨进兴说完，带着大队人马匆匆撤离。
白公馆瞬间变得死寂，只剩下杨钦典一个人，手里攥着那把沉甸甸的钥匙。
他走到牢房门口，手心里全是汗。牢房里的19个人都站了起来，他们已经听到了外面的枪声，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。
罗广斌走到铁栅栏前，死死盯着杨钦典，说：“老杨，钥匙在你手里。你现在杀了我们，解放军进城你就是头号战犯，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杨钦典没说话，手在微微发抖。
罗广斌继续说：“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把我们放了，你就是功臣。我罗广斌在这里保证，解放后，我们这19个人联名保你，保证你不仅没罪，还能回家和父母团聚。”
杨钦典看着窗外。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惨叫声隐约传来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不动手，等会儿巡逻的特务回来发现人还没死，自己也得搭进去。
“老杨，别犹豫了，炮声就在山那边！”周居正也喊了一句。
杨钦典咬了咬牙，猛地把钥匙插进锁孔。“咔哒”一声，牢门开了。
杨钦典喘着粗气说：“快走，从后山小路走！”
19个人鱼贯而出。他们绕过白公馆的主楼，钻进了漆黑的丛林。
三天后，重庆解放。
杨钦典没有逃跑，他按照罗广斌的交代，主动向重庆市公安局投案自首。
当时，由于他在军统工作的背景，加上大屠杀的惨状，很多群众强烈要求处决所有的看守和特务。杨钦典被关进了监狱，等待审判。
关键时刻，罗广斌、任百戈等19名幸存者站了出来。
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，详细说明了11月27日当晚的情况。信中写道：“在最危急的关头，是杨钦典同志冒着生命危险，打开牢门，救出了我们19人。他是有功之臣，不应受到惩罚。”
经过调查核实，政府决定对杨钦典宽大处理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
杨钦典被释放那天，罗广斌亲自去接他。
罗广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老杨，我说过，只要你放了我们，我就保你回家种地。现在，你可以回家了。”
杨钦典回到了河南老家，重新当回了农民。
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一直很低调，从不向外人提起自己在白公馆的经历。
晚年的杨钦典，曾多次回到重庆。
他站在白公馆的旧址前，看着那些熟悉的牢房，老泪纵横，曾对记者说：“我这辈子没读过书，不懂什么大道理。我只知道，杀人是不对的，救人是对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如果不放他们，我这辈子心都安不了。”
2007年，杨钦典在河南病逝，享年8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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