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1月,重庆解放在即。看守班长杨钦典接到死命令:处决白公馆最后19名地下党员。生死关头,罗广斌盯着他的眼睛说:“老杨,给自己留条后路,放了我们,你就是功臣。”
1949年11月下旬,重庆歌乐山下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,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。
毛人凤下达了“清理”计划,目标是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所有政治犯。
白公馆,这座曾经的四川军阀别墅,此时成了人间地狱。大屠杀已经持续了几天,大部分革命志士已经牺牲。到了11月27日深夜,白公馆的牢房里只剩下最后19个人。
这19个人中,包括后来《红岩》作者的罗广斌,以及周居正、任百戈等重要人物。
负责看守他们的,是班长杨钦典。
杨钦典这年31岁,河南郾城人。他出身贫农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为了吃饱饭才去当了兵。后来因为长得高大魁梧,被选进了蒋介石的警卫团,最后阴差阳错地被白公馆,成了白公馆的一名看守班长。
杨钦典和那些杀人成性的特务不太一样。他没读过什么书,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反动理论,他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,给老家的父母寄点钱。
在白公馆工作的几年里,杨钦典接触到了很多地下党员。
罗广斌是个很有办法的人。他发现杨钦典本性不坏,甚至有些胆小、厚道,便经常找机会和他聊天。
罗广斌不跟他讲大道理,而是跟他拉家常。
“老杨,老家还有什么人啊?”罗广斌问。
杨钦典蹲在牢门口,吧嗒抽着烟:“还有爹娘,还有媳妇。”
罗广斌叹了口气:“国民党要垮了,解放军就要进城了。等天亮了,你就能回家种地了,陪陪爹娘,多好。”
杨钦典听了,心里直打鼓。他知道外面的局势,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。
罗广斌趁热打铁,经常给他讲形势,告诉他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杨钦典虽然半信半疑,但他发现,牢里这些“犯人”确实都是好人,他们不贪财,不怕死,对自己这个小看守也客客气气的。
11月27日深夜,大屠杀进入了最后阶段。
渣滓洞方向火光冲天,枪声密得像爆竹。看守所在杨进兴已经收拾好了金银细软,准备逃命。
杨进兴临走前,把杨钦典叫到跟前,递给他一把钥匙,眼神阴冷:“剩下的那19个人,交给你了。一个不留,全部解决掉。办完事,你自己找路逃命吧。”
杨进兴说完,带着大队人马匆匆撤离。
白公馆瞬间变得死寂,只剩下杨钦典一个人,手里攥着那把沉甸甸的钥匙。
他走到牢房门口,手心里全是汗。牢房里的19个人都站了起来,他们已经听到了外面的枪声,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。
罗广斌走到铁栅栏前,死死盯着杨钦典,说:“老杨,钥匙在你手里。你现在杀了我们,解放军进城你就是头号战犯,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杨钦典没说话,手在微微发抖。
罗广斌继续说:“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把我们放了,你就是功臣。我罗广斌在这里保证,解放后,我们这19个人联名保你,保证你不仅没罪,还能回家和父母团聚。”
杨钦典看着窗外。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,惨叫声隐约传来。他知道,如果自己不动手,等会儿巡逻的特务回来发现人还没死,自己也得搭进去。
“老杨,别犹豫了,炮声就在山那边!”周居正也喊了一句。
杨钦典咬了咬牙,猛地把钥匙插进锁孔。“咔哒”一声,牢门开了。
杨钦典喘着粗气说:“快走,从后山小路走!”
19个人鱼贯而出。他们绕过白公馆的主楼,钻进了漆黑的丛林。
三天后,重庆解放。
杨钦典没有逃跑,他按照罗广斌的交代,主动向重庆市公安局投案自首。
当时,由于他在军统工作的背景,加上大屠杀的惨状,很多群众强烈要求处决所有的看守和特务。杨钦典被关进了监狱,等待审判。
关键时刻,罗广斌、任百戈等19名幸存者站了出来。
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,详细说明了11月27日当晚的情况。信中写道:“在最危急的关头,是杨钦典同志冒着生命危险,打开牢门,救出了我们19人。他是有功之臣,不应受到惩罚。”
经过调查核实,政府决定对杨钦典宽大处理,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
杨钦典被释放那天,罗广斌亲自去接他。
罗广斌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老杨,我说过,只要你放了我们,我就保你回家种地。现在,你可以回家了。”
杨钦典回到了河南老家,重新当回了农民。
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他一直很低调,从不向外人提起自己在白公馆的经历。
晚年的杨钦典,曾多次回到重庆。
他站在白公馆的旧址前,看着那些熟悉的牢房,老泪纵横,曾对记者说:“我这辈子没读过书,不懂什么大道理。我只知道,杀人是不对的,救人是对的。那天晚上,我如果不放他们,我这辈子心都安不了。”
2007年,杨钦典在河南病逝,享年8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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